首医大三博脑科医院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探索医师多点执业，被视作新医改方案中的亮点。 医疗资源、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、高度垄断，被看作是积弊。而医生作为核心资源，更不例外。 新医改直指这一痛点——其根源是中国医生依附于医院，而不是属于全社会。医术高明的医生禁锢在大大小小的“单位”里，医疗行政化的倾向使得资源畸形配置；医生从属于医院，既不能作为一种核心资源而受到重视和栽培，也无从充分体现价值，靠“走穴”等灰色地带牟利的现象并不少见，更难以谈及创新；而当医生牢牢依附于医院，犹如被捆上战车，在“潜规则”面前绝难独善其身。 新医改方案的出台，带来了解放医生的曙光，多点执业合法化的新规定，将使医生合法地获得体面的收入，而不用借助红包和大处方的黑色或灰色路径。 当然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。对于当前医疗行政化以及医生人身依附关系问题的解决，仍有诸多障碍需要扫除。 医生解放了，同时获得解放的，一定不仅仅是医生。 中国医生需要怎样的解放？ 多点执业主要不是解决收入问题，而是解决人才的充分利用、健康发展和合理流动问题，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肖强 | 北京报道 “医改要成功，必须获得600万医务人员的真心支持。”一开始，北京协和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尹佳就抛出了自己的观点。 一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五位协和医院的专家，对此深表认同。 “把患者跟医生搞成对立面，这就过了，我们不是敌人，我们是合作伙伴。” 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说。 穷医生富医生 72岁的协和名医罗爱伦近来心里不是太痛快。 为了给年轻医生发展空间，2000年，罗爱伦主动辞掉了麻醉科主任一职。2008年7月，她又主动办理了退休手续。“你想不到吧，我做了48年医生，退休工资才3140块，加上补贴不到4000。” 罗爱伦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协和医院感染内科老主任李邦奇的故事：几年前，李邦奇的老伴住院，他拿不出住院费，最后还是他们一帮协和老教授瞒着他凑齐了几万元住院费。 据罗爱伦所知，她在香港行医的一个朋友在美国、上海、香港都有房子，退休后每月还有18万港币退休金。“人家看见我们就像看见穷光蛋一样。” “为什么一些医生不顾尊严地要去拿红包？因为他收入低。美国的麻醉护士年薪8万美元，麻醉大夫年薪25万～30万美元，所以你给他红包是侮辱他。如果是少数人拿红包，那该批他，如果80%～90%的医生都靠拿灰色收入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生活，那就需要政府在制定政策上给予关注了。”